第一節 北宋時期城市格局的變化
北宋時期，是逐步確立真定城作為河北西部中心城市的重要時期，也是西部山區和山前丘陵地區城市格局發生較大變化的一個重要時期。
一、河北西路政治中心的確立
北宋初年，分全國為13道。宋太祖乾德年間，為了革除藩鎮割據時期財富自專的積弊，在各道設置轉運使，負責征收和轉運財富事務，其轄區稱為路。但是，各府州的行政長官仍然掌握著地方行政實權。之后，逐步強化轉運使的權利，將各府州的一切行政管理大權歸于轉運使，使之成為府州以上的行政長官。路也就成為地方一級行政區劃。當時，今石家莊市所轄區域，屬于河北路。雍熙四年（987年）分河北為東西兩路，真定府成為河北西路的首府，從此確立了真定城在河北西部政治中心的地位。
端拱二年（989年）又合并為河北路。熙寧六年（1073年）又分為東西兩路。太宗淳化五年（994年）遂廢道存路。
北宋的路，設安撫司執掌軍事及民政，稱為帥司；轉運司執掌財富和糧食轉運事務，稱為漕司；提點邢獄司執掌司法、刑獄、監察，稱為憲司；提點常平司執掌常平倉及貸放錢谷等事宜，稱為倉司。這四種司設置先后不一，轄區也存在差異，互不統屬，含有彼此制約的性質。河北西路屬于轉運司路，其最高行政長官為轉運使。轉運使駐地就是路的治所。
府、州、軍、監為地方二級政區。府的最高行政長官為知府；州按其戰略地位、經濟地位、戶口多少分為上、中、下三等。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為知州。軍和監則分為兩類，一類與府、州平級，隸屬于路；另一類與縣平級。
由于河北西路地處宋遼邊防重地，所以，北宋時期對城市的軍事防御職能十分重視。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遼締結"潭淵之盟"，標志著宋遼之間對峙關系的緩和。次年二月，趙州開始完葺城壘，安定民心，使儲集有備，糧食無乏，借以安置北部鄰州流民。熙寧七年（1074年）冬季，出任河北西部察訪使的沈括，針對當時洨河領域受災嚴重、饑民困苦的實際情況，奏請朝廷以工代賑，拓展趙州城，不僅提高了趙州城垣的軍事防御能力，擴大了城垣面積，而且解決了無糧農民的衣食，深得朝廷賞識和民眾擁護。
二、城市軍事防御功能的強化
從北宋立國之初，就十分重視各級城市的軍事防御功能。為了增強中小城市在河北邊防方面的作用，有利于控制戰備要塞，對州縣城垣的布局進行了積極的調整，開寶六年（973年）省石邑縣（今石家莊市振頭村北）入獲鹿縣，使得這一地區的軍事、政治中心西移到獲鹿城，強化了獲鹿城在控制太行山門戶方面的作用，提高了這座扼守土門關口的城垣的軍事地位。同時，熙寧八年（1075年）將井陳縣城從漢唐以來的天護城（今礦區天護村）遷到控制綿河谷地的天長鎮，使得這座唐代以來一直作為兵家要地的軍事城垣，從此成為井陘盆地的軍事政治中心，其軍事意義顯而易見。同年，將靈壽縣降為鎮，其轄區劃入行唐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為了強化行唐城在真定府北部太行山前的軍事防御地位。到了北宋后期的宣和元年（1119年），還曾經升趙州為慶源府，與真定府成為并列的二級政區，其實也是為了強化其軍事地位，尤其是提高這座城垣對周圍各縣民間鄉兵的統領作用。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我們通過北宋末年"靖康之役"中宋軍抗擊金兵的戰爭防御措施及一系列重要戰役中兵力部署分析，北宋前期重點培植的這些地處戰備要塞的中小城垣畢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至于北宋軍隊的徹底慘敗，那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能因為"靖康之役"中宋軍的覆滅而否定北宋前期對河北地區城市布局進行調整的積極意義。
三、中心城市真定城的建設
北宋時期的真定城，作為河北西部首府，城市道路、寺院、道觀、水利設施、園林建筑都得到長足的發展。首先，由于河北西路、真定府、真定縣三級行政官署都集中在這里，所以，官署、官倉、義倉、常平倉及駐軍營所建筑顯著增加，園林、商業也隨之發展。
開寶四年（971年），宋太祖敕令在龍興寺內的最寬大之處重鑄真定大悲菩薩銅像。并興建了高大宏偉的大悲閣，隨之使這處唐代興起的名剎由此成為皇家重點扶持的寺院，各種配套建筑相繼建成，使之逐漸成為擁有天王殿、大沈六世殿、大悲閣、摩尾殿、慈氏閣、轉輪藏閣等六座恢宏殿閣的北方名剎，也成為真定城內一座代表性建筑和重要建筑景觀。尤其是高達十丈的大悲閣及閣內身高72尺的全國最高的站立式銅菩薩像，重檐九脊四面抱廈的摩尼殿，以及輪輪藏閣及其閣內高大精美的巨大木結構轉輪藏經櫥，都是當時國內佛教設施的極品，名揚全國，對于改善真定城市景觀具有重要的作用。
北宋一朝，真定的園林名冠大江南北。大凡記述中國園林建筑史的著作，無不提到真定的潭園、海子。它們是真正城市景觀的重要代表之一。
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歐陽修、韓琦、沈括都先后奉使掌管過河北西路行政事務，對真定城市建設發揮過積極的作用，在他們的一系列詩詞、筆記中，不乏關于真定城市景觀的記載。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沈話的《夢溪筆談》。沈括在熙寧七年（1074）出任河北西路察訪使，親自主持參加了真定和其他一些城鄉的工程建設，在他的《夢溪筆談》中，留下了不少關于河北各地風土民情和工程建設的記載。這部著名的科學著作中記載："鎮陽池苑之盛，冠于諸鎮，乃王镕時海子園也。镕堂館李匡威于此。亭館尚是舊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 。
宋代另一位學者呂熙浩在他的《燕魏雜志》中則記載："真定府城周圍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宮禪剎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間，世云塞北江南。"又說，"今真定府使廨，雄盛冠于河北一路。""府治（今真定縣人民政府大院）后有潭園，圍九里，古木參天，臺沼相望。蔡京知府日，拆王武俊德政碑樓，于園為廣廈，今熙春閣是也。"可見，在蔡京任知府期間，曾經把位于唐代成德軍節度使大都督府附近的王武俊德政碑樓拆除，在潭園中建造了一座高大的樓房--熙春閣。
著名文學家、政治家歐陽修在慶歷四年（1044年）八月至慶歷五年八月，曾經出任河北路都轉運使，他在這期間所作的幾十道詩中，也多次提到潭園（或稱為"北園"）。比如在《病中代書奉寄圣俞二十五兄》一詩中就有"北潭去城無百步，綠水冰銷魚潑刺。"之句。在《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詩中則寫到："北園數畝官墻下，嗟我官居如傳舍。……隔墻時時聞好鳥，如得嘉客聽清話。"接著他描寫了與他的官舍一墻之隔的潭園的景色："葡萄憶見初引藤，翠葉陰陰還滿架。紅榴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葉壚。"此外，他還專門作了一首游覽北潭的詩--《后潭游船見岸上看者有感》，詩中寫到："喧喧誰暇聽歌謳，浪繞春潭逐采舟。急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游。"
這都充分說明，北宋時期的潭園與當時的河北西路都轉運司的府第只有一墻之隔，是真定城內非常重要的一處景觀。
總之，北宋時期，是真定府、趙州一帶城市相對集中、中心城市的城垣建筑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尤其是真定作為河北西路的首府地位的確立，對其城市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為真定城在金元時期成為燕京（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奠定了基礎。
北宋時期城市格局
首 府 府 州 城 縣 城 備 注
河北西路首府真定（今正定）轄4府、9州、6軍、65縣（其中有53縣在今河北省境內） 真定府城（今正定）領9縣 真定、藁城、欒城、元氏、井陘（熙寧八年從天護移治天威軍，今天長鎮）、獲鹿、平山、行唐、靈壽北砦（咸平二年置，熙寧八年析行唐縣而隸屬） 真定府崇寧戶口數92353戶，163197口。
中山府城安喜（今定州） 安喜、無極、新樂等7縣，崇寧戶口數65935戶，186305口。 政和三年（1113年）升定州為中山府，領7縣。
慶源府城平棘（今趙縣） 平棘、高邑、贊皇、寧晉、臨城、柏鄉、隆平。崇寧戶口數為34141戶，60137口。 宣和元年（1119年）升趙州為慶源府，領7縣。
深州城靜安 靜安（今深縣東南）、束鹿（今辛集舊城）、安平、饒陽、武強 州領5縣，38036戶，83710口。
祁州城蒲陰（今安國） 蒲陰、鼓城縣（今晉州）、深澤縣 州領3縣，24484戶，49975口。
第二節 金代城市的演變
金朝統治河北的一個世紀中，河北中部地區的城市沒有重大的發展高潮，只是經歷了一個從戰后恢復到城市格局調整的過程。其中中心城市在城市的景觀建筑方面有增有損。
一、戰爭對城市的破壞
在金滅北宋的"靖康之役"中，地處太行山東麓的井陘、獲鹿、真定等城垣，曾經是宋朝軍民抗擊金兵最為悲壯頑強的地區，也是金朝軍隊燒殺最殘酷的地區，這些城市遭受兵燹破壞最為嚴重 。戰爭之后，中山府（今定州）、真定府及周圍地區的大批農民和從事手工業的能工巧匠紛紛南遷，人口銳減，茍活下來的百姓也大都逃匿山林。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大量減少，嚴重影響了城市手工業和商業貿易的發展，必然影響城市發展的進程。
二、戰后人口的恢復
金王朝在穩定了對北方地區的占領之后，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招徠流亡，勸課農桑，發展生產，恢復經濟，同時，把大批女真族人口遷到真定、中山府州縣耕種，稱之為"猛安謀克戶"，讓他們"與漢人雜居" 。相處時期既久，民族矛盾有所緩和。出現了漢民與女真"今皆一家，彼耕此種" 的局面。據《金史·地理志》記載：到金朝鼎盛時期，真定府九縣共有137137戶，戶數大大超過了唐代和北宋時期。而真定城則是當時人口最密集、手工業、商業最發達的中心城市。金代真定詩人趙秉文在他的《滏陽文集》中留下了不少描寫真定城民情景色的詩文。其中《登真定閣》一詩，曾盛贊真定"城中十萬戶"。這雖然帶有浪漫主義的夸張色彩，但說明當時真定確定已經成為擁有十幾萬人口的城市。
三、中心城市的建設
金朝統治的近百年間，雖然漢族、女真人口不斷增長，城市經濟也有所發展，但是，除了官衙府第的建筑之外，城市景觀、城垣建設確實沒大起色，而且由于燕京城（今北京）的修建，還不斷地從真定砍伐古木巨樹。譬如金天德二年（1151年）海陵王"命張浩等增廣燕城。"張浩"取真定潭園木材，營建宮室及涼位十六。" 把真定潭園中具有幾百年樹齡的松柏古木砍作伐殆盡，運往燕京，無疑破壞了真定城的環境和城市景觀。但是，女真貴族在破壞和侵占潭園園林的同時，卻把潭園南側的一處建筑保留下來，而且不斷增修，使之日益富麗。據元代真定學者王若虛所作的《恒山堂記》記載，到了元代，潭園之中只剩下一處建筑--恒山堂了。他從真定故老那里訪問得知，恒山堂大概是北宋時期行宮的門樓，也就是朝中大員奉使河北西路的官衙。這座建筑之所以沒有拆毀，是因為對于女真貴族大有用處。王苦虛稱："其在金國，率王侯貴戚處之，例事豪奢，務加增飾，故益以完美。……堂廣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郁郁，如煊斯飛，俯瞰北潭，備諸勝概。"
四、城市體系的變遷
金代城市的格局，與北宋時期也沒有太大差別。只是金朝女真統治者借鑒了北宋后期這一地區軍事防御體系與城垣建設的經驗，進一步強化一些軍事要塞的城垣建設，并且從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提高這些城鎮的地位。譬如金朝剛剛穩定在河北地區的統治，就于天會七年（1129年）升井陘縣井陘郡，不久又改威州（今井陘威州）。這一政區調整，顯然不是因為井陘縣有富庶的經濟，而完全是出于軍事上的需要。因為四前發生的"靖康之役"，女真軍隊曾經在井陘這座要塞古城遭到宋朝軍隊的頑強抵抗，給金朝軍隊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所以他們入主中原后的首批政區調整，就特意提高了井陘的政治軍事地位。而同一年，把北宋的慶源府降為趙州，把中山府降為定州，同樣出于軍事上的需要。主要是為了強化真定城的軍事統帥地位，強化真定城在政治、軍事方面對周圍州縣的均衡管轄權。光定三年（1219年）升獲鹿縣為鎮寧州，也是出于軍事上的需要。當時，蒙古軍隊不斷南下，對金朝北部地區開始構成威脅，太行山東西兩側的河北、山西，曾經是金朝女真軍隊入侵北宋的主要道路，而地處井陘要塞東口的獲鹿城在戰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升為鎮寧州，主要在于提高這座城垣的政治地位和軍事防御能力。無非是構筑溝塹，加筑城垣，增加駐軍，增筑糧草食庫等措施，這在當時就是城市建設首要的任務。
金代城市格局
首 府 府 州 城 縣 城 備 注
河北西路首府真定城。轄3府、2節鎮、2防御使、5刺郡、61縣、33鎮。 真定府城真定 真定、藁城、平山、欒城、行唐、靈壽、元氏，另有阜平鎮（今屬保定地區） 真定府領8縣3鎮。戶數137137。
鎮寧州城獲鹿 興定三年（1219）升獲鹿縣為州 戶數包括在真定府內。
威州城（今井陘威州） 井陘城（今天長鎮） 天會七年升井陘縣置井陘郡，不久置威州，領1縣有8310戶。
沃州城平棘（今趙州鎮） 平棘城、高邑鎮、贊皇城等 天會七年改慶源府為趙州，天德三年改沃州，領7縣，有戶數39185。
中山府城安喜（今定州） 新樂縣、無極縣等 天會七年（1129）降為定州，后復為府，7縣，有83490戶
祁州城蒲陰（今安國） 蒲陰、鼓城（今晉州）、深澤 領3縣，戶數23382戶。
河北東路治河間縣 深州城靜安（今深州東南） 束鹿（今辛集舊城）、安平、饒陽、武強 深州領5縣，計有56340戶。
第三節 蒙古王朝及元代城市的發展
一、蒙古王朝對政區的調整
從蒙古太祖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開始進兵金朝，太祖九年（1214年）金朝中都（今北京）危亡，被迫遷都南京（今河南開封）。次年，蒙古軍隊攻占金朝中都燕京，隨即揮師南下，相繼占領河北大部地區。太祖十五年（1220年），蒙古軍隊開始占領河北西路真定府及周圍州縣，逐步結束了金王朝在這一地區近一百年的統治。從此開始了蒙古帝國時代和元王朝的統治，先后達130多年的歷史。太宗六年（1234年）金朝滅亡，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以燕京為中都，至元八年（1271年）正式建國號"大元"，次年改中都為大都，正式開始了元朝統治。
蒙古帝國時期，基本承襲了金朝原來的政區格局，只是在小范圍內略作調整。譬如，在蒙古軍隊占領河北大部地區不久，于太宗元年（1229年）改鎮寧州為西寧州，治所仍在獲鹿。不久，改真定府為真定路，意在進一步強化真定城在這一地區的政治、軍事地位。
二、元朝的政區與城市體系
元朝建國后，在中央設立中書省，中書省設有中令書、左丞相、右丞相，總理全國行政事務。中書省派駐各地的執政官，稱為"行中書省事"。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各設丞相一人，總理地方軍政事務，逐漸成為固定的官署，進而發展為地方行政區劃。元朝的行省制，對我國行政區劃產生了很大影響，直到現在我國仍將省作為一級行政區劃。
元朝在全國設立10個行省，而河北地區及山西、山東、內蒙古自治區的一部分地區，稱為"腹里"，作為中央直接管轄的特殊地區，由中書省直接管理。地處河北中心部的真定，則成為大都以南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
元朝是繼隋唐以后真定全國大一統的多民族統一王朝。而河北地區乃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在。在這種背景下，城市格局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首先，對城市政治地位的級別進一步明晰化，在中書省下設立路，由路來管轄府、州、縣。不過，元朝的路在管轄范圍、統領府縣數量等方面，都要小于宋金時期路的建制。通過下面元朝城市格局一覽表，可以看出元朝這一地區中心城市及周圍州縣城鎮的關系。
元朝城市格局一覽表
路 城 府 州 城 縣 城 備 注
真定路城真定領9縣1府5州（兩州今屬石家莊市） 真定、藁城、欒城、元氏、獲鹿、平山、靈壽、行唐（元初由真定路改屬保定路） 另有阜平縣（今屬保定市）
中山府城安喜（今定州） 安喜、新樂、無極 中山府領3縣
趙州城平棘 平棘縣、高邑縣、贊皇縣 領7縣
晉州城鼓城（今晉州） 鼓城、饒陽、安平、武強 領4縣
保定路城保定 祁州城蒲陰（今安國） 蒲陰、深澤、束鹿 保定路領8縣7州；祁州領3縣
廣平路領5縣2州
三、中心城市真定的空前發展
元代這一地區的中心城市真定城，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得到長足的發展。尤其是在杰出政治家史天澤及其侄子史樞等人治理真定期間，以仁德的政治風范和拯救人才的歷史責任感，大力發展經濟，重視教育，培植人才，提高各族人民的知識文化素質，為真定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由于他們的歷史作為，使得大批杰出的漢族文化名人在金朝滅亡之后，紛紛寓居真定，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尊重，使他們在真定一帶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諸如著名文學家元好問，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杰出的數學家、理學家李冶，著名教育家張德輝等都曾安居真定一帶，對于培養當地人才、改善民風、傳播知識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整個元朝時期文化和科技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元朝的真定，是一個多民族人才輩出、名士薈萃的地區，也是城市文化和經濟空前發展，各種學術、宗教、藝術、科學技術空前輝煌的時期。先后涌現出阿拉伯著名學者沙克什（自稱真定瞻思），在良好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元曲作家李文蔚、尚仲賢、戴善甫及維吾爾族政治家、文學家哈珊等，還有著名文學家、政治家蘇天爵、楊俊民等等。
正是由于這種良好的文化氛圍，使真定城成為元大都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的元曲創作和傳播中心。也正是由于文化高度發達，人口文化素質的提高，使得經濟十分富庶。元代詩人陳孚在《真定懷古》詩中寫到："千里桑麻綠蔭城，萬家燈火管弦清。"以此描寫真定城的繁華和經濟的富庶。
至元年間，真定城內還重修前朝創建的一座重要建筑景觀--陽和樓。據元代真定學者楊俊民《重修陽和樓記》稱：這座建筑"橫跨子午之逵，迥超圜貴之表。每登于斯，南瞰滹沱，北瞻恒岳，右挾太行之晴嵐，左觀滄海之旭日，飄然若出塵世，御天風于九霄之上。"這番充滿浪漫色彩的稱頌，雖然有抄襲北宋文學家蘇軾《中山松醑賦》和《洞庭春色賦》部分語句，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座建筑當時真定城景觀中的突出地位。元代納新在《河朔訪古記》中記載：陽和樓的"門額完固，上建樓櫓，以為真定幣藏之巨盈庫也，下作雙門，而無棖臬，通過而已。左右挾二瓦市，優肆娼門，酒罐茶灶，豪商大賈，并集于此。"這座興盛于元代的古城名樓，經歷了元明清乃至中華民國600多年的風風雨雨，直到1966年一直是真定城內一處著名的建筑，"文化大革命"中被作為"四舊"拆毀，如今，我們只能從梁思成先生《中國建筑史》所附的照片，一睹陽和樓昔日的風采。
元代真定城內的道觀、寺院等宗教建筑也得到不斷增修或重建。其中最為著名的建筑除了宋代興盛起來的龍興寺、金代興盛的十方定林禪院、觀音院等佛教寺院之外，就要數道教的玉華宮了。它是中統二年（1261）元世祖忽必烈遣煉師王道歸真定而創建的。后來真定作為皇太后的食邑，又把玉華宮作為祭祀太祖第四子拖雷和顯懿莊圣皇后及唐妃的影堂。納新在《河朔訪古記》中記載：這座道教宮觀"外在紅綽楔垣墻，四周槐柳森列，重門綮戟，廣殿修廡，金碧輝映，宏壯華麗，擬于宮掖。"可見其建筑裝飾之華麗，景觀之秀美，確實為真定古城增加了幾分莊嚴和神秘。
十三世紀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元朝至元年間曾經游歷中國，途經真定。在他那部享譽世界的《馬可·波羅行記》中，留下了關于真定城的精彩記述。在《馬可·波羅行記》第59章中，以精美的語言描述了他從汗八里（今北京元大都）南行的見聞。他寫道："沿途皆見有美麗的傳舍（指元代的驛站）、美麗的葡萄園、美麗田畝及美麗水泉。"從汗八里行一日，"抵一大而美麗之城，名曰涿州，又南行4天，到達一座白色的城（即真定府，今正定城）。這座白色的城是一貴城，居民多是偶像教徒（信仰佛教、道教），人死焚其尸。他們是大汗之臣民，使用大汗的紙幣（至元寶鈔）。持工商為生。盛產絲織品，能織金棉絲羅。其額甚巨。此城領治一廣大地域，所轄環墻之城及村鎮甚多。"
在記述真定城的水陸交通和運輸情況時，馬可·波羅寫到："其南有一大河繞城而過，大量商品由此沿水路運往汗八里。因開掘眾多運河，此城和汗八里河川相連，交通便利。有甚多道路分向各縣，路名即以所趨向之省為名。此誠為極聰明之計劃"。
對于西方宗教的這里的傳播和建筑情況，他記述說："城內尚有若干基督教徒，置有教堂一所。"對于沿途道路的植樹情況他有如下描述："大汗命于道旁植樹，每樹相距數步。樹長成甚高。自遠處可以眺望，晝夜不致失路。無人居之地，路旁也植林，為旅行者之便利，所有可行道路，兩旁皆植樹"。
沿途驛站館舍，"每驛房舍，宏大華麗，內備床鋪，皆以綢緞制成。所有必需之品無不俱全。即使國王寓此，也必覺其安適。上述館舍供帳、飲食等，自需大量員工執役。"
元代的真定 作為河北中西部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于多民族的融合，促進了商業發展、文化繁榮和宗教的多元化。唐宋時期名冠全國的絲紡織業在元代得到進一步發展。唐宋以來開掘的縱橫交錯的人工河渠到元朝繼續發揮排灌和漕運作用。《馬可·波羅行記》中所記載的上述景象，客觀反映了元朝真定城鄉經濟繁榮、文化發展的歷史場景，也為中外關系史留下一筆珍貴資料。
